开发老龄人口红利、投身养老产业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根据有关国家生育率难以逆转的经验，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便将来因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生育率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一定幅度的变化，也不会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也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我们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

开发老龄人口红利、投身养老产业大有可为
2018年10月25日中国建设报第008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据联合国对2015年~2050年期间的最新人口预测，其间人口老龄化率(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的年均提高幅度，世界平均为1.59%，发达国家平均为0.93%，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99%，中国为2.39%。这样，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将高达35.1%，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更远远超过不包括中国的发展中国家16.4%的平均水平以及21.3%的世界平均水平。根据有关国家生育率难以逆转的经验，一个基本判断是，即便将来因生育政策进一步放宽，生育率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一定幅度的变化，也不会改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从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结构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见，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的消失，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构成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政策应对恰当、改革措施到位，仍然可以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可以称之为老龄人口红利。

以前人们理解的人口红利含义过于狭窄，仅仅看到劳动力供给这一个角度。这种理解不利于正确认识人口转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导致错判人口转变的形势，低估人口红利的作用，延误政策调整的时机。讨论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

根据我们进行的多次计量经济学估算，人口红利是指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增长快及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以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劳动力数量供给充足；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加快改善；低人口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积累；劳动力充分供给有助于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保障投资高回报率；转移剩余劳动力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以及人口抚养比相应提高，便不是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变化，而是一种转折性变化，不仅对劳动力供给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从上述列举的各种变量方面对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为什么2012年后我国GDP增长率逐年下降，也印证了中央关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

以上是从供给侧看人口红利如何表现为经济增长动能。我们还可以从需求侧看一个有利的人口结构如何助力拉动经济增长。在具有明显人口红利的条件下，人口结构年轻有利于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劳动力丰富使制造业产品具有比较优势，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并保持外部需求；储蓄率和投资率高有利于保持投资的规模和速度；大规模劳动力流动推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可见，人口红利的消失也意味着这些需求拉动作用的弱化。

老龄化既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也是预期寿命以及健康寿命延长的结果。因此，老年人力资源，包括作为劳动力及其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都是宝贵的生产要素，应该得到挖掘从而使其继续对经济增长作贡献。目前，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国家普遍提高了退休年龄，大体上平均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设想如果把我国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涉及的劳动年龄人口扩大规模可达8000余万，增加幅度为9.1%。目前，从一个时点截面上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45岁

就开始显著下降，且实际退休年龄远低于60岁，所以可供挖掘的潜力更大。如果老年人口中一部分成为有效劳动力，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会相应提高，将会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储蓄率、资本回报率、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等方面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这样做在实践上的难点在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分布特征。总体上，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按年龄排列来看，人均受教育年限从24岁开始，随着年龄的提高而明显降低，一旦年龄超过45岁，其受教育年限就已经低于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到60岁左右时则更接近于小学毕业水平(六年)。这些年龄偏大的人群具有的认知能力和技能，通常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要求，因而容易遭遇结构性就业困难或受到劳动力市场冲击。这也是为什么职工普遍对延迟退休的政策抱有疑惑的原因。

但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延迟退休来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条路非走不可，政策上应该作出相应调整。首先，要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加强职工技能培训，把培训资源向年龄偏大的劳动者群体倾斜，针对特殊需求提高这个群体的人力资本，从而提高其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其次，要结合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设计出一个激励机制，鼓励年龄偏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参与率。最后，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操作目标，应该是提高劳动参与率而不是减少养老金发放；实施手段应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调整法定退休年龄。

老年人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可以起到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逆流涌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下降等因素作用下，净出口作为外需将趋于疲软；随着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从长期看，投资需求将进入一个常规增长的周期。因此，最终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其中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应得到进一步挖掘，使之发挥更大作用。

研究发现，临近退休和已经退休的群体，其消费力趋于减弱。在发达国家，这个现象与人们随年龄增长收入和财富得到积累的情况相悖，被称为“退休消费之谜”。从我国人口的年龄与消费关系看，也有消费力随着年龄提高而减弱的趋势，却算不上是一个“谜”，因为消费水平变化与收入水平变化的轨迹是相一致的。从横截面数据看，我国人口的收入水平随年龄增长呈现出一个倒“U字形”曲线，即劳动收入从接近20岁才开始有，随后迅速提高并于25岁至45岁期间达到并稳定在高水平上，以后则逐渐下降，到60岁以后便消失。相应地，消费水平也在30岁至40岁之间形成峰值，随后便缓慢降低。所以释放老年人的消费能量，突破口在于稳定他们的劳动收入、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首先，要把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做得更细更实。特别要聚焦于保障年龄偏大劳动者的就业稳定，通过培训提高这个群体的就业技能从而提升其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尽可能提高劳动参与率。只有通过稳定就业保持他们的收入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并使其积累起必要的财产，才能确实稳定和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

其次，要完善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筑牢退休群体消费的经济基础，消除老年人消费的后顾之忧。为了根本解决养老保障全覆盖的问题，应该增强养老保障的普惠性质，保证使每个人达到一定年龄后都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增强养老保险的积累性质，辅之以能够保值增值的基金运营机制，如以个人账户或企业年金等多种形式作为补充养老。

再其次，建议进一步推进生育政策的调整，尽早尽快实现自主生育；配合生育政策调整，加强有针对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解除年轻夫妇的后顾之忧；继续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提高年轻家庭的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提高总和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同时，这类政策还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跨代负担，不必为补贴子女甚至孙子辈而过度储蓄。

最后，在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的过程中，要关注老年人群体的消费需求，研究其重要且具有独特性的消费特点。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老年家庭与年轻家庭相比，前者在与工作相关消费和教育消费大幅度减少的同时，食品消费增加21.4%，医疗保健消费更是大幅度增加，提高幅度高达213%。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与老年人消费相关的产业发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此外，还要防止商业模式中不利于老年人的数字化鸿沟，针对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提高其消费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