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与消费降级

「摘要」高利民、聂日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数是社会流动的结果，家庭的历史财富积累较少，大多要靠后天努力完成阶层流动。

■ 消费降级是2018年的热门词汇，汽车销量出现了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同比下降，榨菜和方便面的销量上升，有人将其解读为消费降级，尽管其中存在误读，但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公众的焦虑。

大众消费的主力是中产阶层，消费结构的变化，需要从中产阶层的变动中寻找答案。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只有城镇的三分之一，相当于城镇居民家庭在食品上的消费量。笼统的说，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收入水平只有在城镇才能实现，因此，中产阶层绝大多数居住在城市中（包括县镇，以下同）。所以在城镇居住的中产阶层规模与消费倾向的变动是洞察消费趋势的钥匙。

迅猛增长的中产阶层

中国绝大多数中产阶层，都是最近二十年产生的。从收入维度划分，据CHIPs（中国住户收入调查）在1988年的调查，城镇职工家庭的职工年收入总额的中位数为1855元，合500美元左右，收入最高的1%的年收入总额为2312美元，这时候，能称得上是中产阶层的很少。

千禧年以后，受益于WTO，中国GDP增速保持了长期快速的增长，中产阶层才同步成长。2007年CHIPs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的50和95分位分别为5933美元和18402美元，中位数水平就相当于2002年的前1%的家庭。到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的50和95分位又上升为10265美元和27438美元。

按BCG在2012年发布报告的分类，以年可支配收入8000美元为中产阶层的下限，2007年CHIPs有32%的城镇家庭（1.94亿人，占总人口的14%）超过这一数字，2013年有69%的城镇家庭（5.04亿，占总人口的37%）超过这一数字（因可支配收入低于总收入，所以家庭总量也要少于估计值）。按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8000美元的标准，BCG在报告中估计2011年中国中产阶层及以上的家庭总量占比29%，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以上的家庭将达到人口总量的47%。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占比就从不足1%上升到接近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以社会学的分类方法，中产阶层是一种生活方式，考虑职业、教育等因素，中产阶层的规模会有一定的缩减，复旦大学刘欣教授估计，2010年，中国的新中产阶级占比为24.6%（对比美国的1980年和日本的1987年，该数值为30.1%和22.4%），其中新中产下层占比为17.9%。因此，即使我们考虑更狭窄的社会学视角定义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超过四分之一，具有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人群规模在2亿-3亿人左右。

新兴但不富裕的中产

以收入和地位两个维度来刻画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画像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水平、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是缺失的（后者主要讨论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与资本家）。以此出发，中产阶层源于两个维度的经济社会变迁：一是城市化，农民进城市民化，从事非农工作，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庞大的非体力劳动者；二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有更多的机会和意愿从事非体力劳动，他们才有可能接受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愿意消费闲暇，在文化、娱乐、休闲、奢侈等品类上增加消费比重。

城市化维度看，农民的市民化是职业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的体力或非体力劳动，这构成明显的垂直的社会阶层流动，是中产阶层产生的基础。自1995年以来，中国的城镇人口每五年增长1亿人，人口迁移是主要的动力，二十年来累计转移3亿人左右。

教育维度看，1998年，中国启动了高等教育扩招，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上升为2017年的45.7%，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在750万人左右。每2个适龄人口中，就有一个大学生。高校扩招以来，累计入学的大学生高达1亿人，还顺带提高了高中的普及率，目前高中的毛入学率接近9成（含中职）。

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数是社会流动的结果，他们的上一代要么不是城里人，要么是从事休力劳动的。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中国最近三十年的社会流动渠道是畅通的、频繁的，是整体向上，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大多数中产阶层家庭的历史财富积累较少，大多要靠后天努力完成阶层流动，主要依靠打工。

不幸的是，这条路在中国要艰难一些。打工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长期压低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在低位。据王小鲁教授的研究，基于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收入法GDP，在可比的时间段内，1992年到2004年、2004年到2008年两个时间段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均保持了下降的趋势，分别从54.6%和50.6%下降到47.1%、47.9%（其中2004年和2008年分别两次调整了统计口径，当年的劳动者报酬占比跳跃上升）。

劳动者报酬的核算还包括了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也就是说劳动者到手的可支配工薪收入需要将两者扣除。2008年到2016年，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缴费收入的年化增长率分别为13.27%和17.16%，显著高于劳动者报酬的11.51%，这意味着劳动者到手的收入是慢于劳动者报酬的增速。

与美日同期比较，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报酬在经济增长中的分配比重都相对滞后。这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中国特色，尽管中产阶层比率的规模与美日同期相近，但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与美日同期要明显滞后。

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

细分中产阶层，找出有中国特色的子类，从年龄与学历、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和规模、所在城市三个维度形成的不同组合，可以挖掘出两类人群：千禧世代的“新中产”（年轻的、较高学历的低负担人群）、高负债中产（一二线都市化地区、消费水平较高支出压力较大的中高收入人群），除此以外，由于中国人口迁移处于高度发达的状态，流动的单身世代人群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第一，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路径决定了当前中产阶层中的半数是“新”进入的中产，他们是自己家族的第一代中产。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读书未必会改变他们的收入，但很大概率会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和自我对地位的认知。向上流动与读大学产生的新中产是积极的地位追求者，现代社会彰显地位的主要渠道是消费，即所谓的“品味”或者“格调”，要追求更高阶层的生活品味和身份差异，就需要“消费升级”。消费就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区分身份的手段，以此构建新的身份，身份区隔的品类从大单品（大件耐用消费品等）、餐桌上的食物、代步工具一直蔓延至奢侈品、兴趣爱好。在一二线城市，是旅游、减肥、轻食，马拉松也份属此品类。在三四线城市，“身份品”更为重要，汽车拥有量爆发式增长（大众的品牌里，捷达销量最高，排第二位的是速腾），股市表现强劲的茅台、阿胶也是这个溢出的受益者。

在收入绝对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前提下，必需品消费会呈现品类升级和奢侈化。同样是服饰，中产阶级不仅要求穿暖，还要求“穿好”，对于款式、面料、做工、品牌有了更高的要求，还要考虑“时尚潮流”，服饰更新换代速度更快。通讯、旅游、健身等休闲消费是中产阶级调剂生活以及追求生活质量的一个表现。中产阶级通讯费往往很高，手机等通讯设备也经常更换；旅游成为中产的“标配”，尤其是境外游热度持续增加。2017年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一项调研显示，上海的中位数以上收入家庭每年至少一次境外或者港澳台游的比例高达41.69%。

新中产对“身份品”的强劲需求，他们愿意尝试任何能带来渴望和想象的产品，新中产对高品质大单品以及奢侈品有特殊的消费偏好尤其是轻奢品牌，成为新中产追求“幸福区”的重心。他们勇于尝试新品类，做出一个新品类的尝试决策比上一代消费者的速度快，初次消费金额比上一代要大，对于已购品类，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调优和更换。中国电商的跨越式发展与他们的渴求密不可分。

但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普通的本科毕业生做办公室白领，收入大有可能不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员，他们的收入离财务自由、轻松自如还很遥远，衣食住行之外，能够自由支配的闲钱非常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消费观念。在社交媒体中，声音最大的是自称“小资”和“屌丝”两类人群，更准确来说，他们是初入职场的白领或两大一小的核心家庭，身份、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已经中产化，但他们的消费升级只能集中在少数彰显身份的品类上，其它品类需要趋低消费，压缩消费金额。

第二，一二线日趋都市化的城市中，中产阶层规模庞大，值得注意的是“高负债中产”这个子阶层。这个子阶层有着中上水平的收入，购置了如房产等相当昂贵的资产，但由于按揭等的压力，形成了“有资产但不宽裕”的特点。这种资产结构使得他们日常消费的预算受到一定限制，但驱动了“趋低消费”和“趋优消费”同时发生的奇异组合。

“高负债中产”是都市化的产物。都市化中的中高收入阶层，他们收入高、观念前沿，是重塑消费品类、服务和渠道的最活跃、也是最强有力的力量，是消费升级的引路先锋，他们大量地“趋优消费”，比如在高端超市采购进口食物、拔草高客单价的餐厅。作为资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格调”、“品味”更体现在健身、培训等发展性消费，国学、戈壁挑战，这是其身份地位的一个代表性符号。

中产阶级整体上教育水平较高，这批人也往往是教育的受益者，也非常重视教育，高负债中产对教育的投入更加高昂，私立学校、出国留学、奥数一个不落。正在迅速都市化的省会城市和一线大都市，还有一个典型特征——房价居高不下，这些中产阶层为了购置住房，背负了沉重的房贷，尤其是2008年以来，房贷余额保持了20%左右的年均增速，远高于同期的收入增速。

包括教育在内的趋优消费和房贷的消费压力，迫使“高负债中产”必须调整自己其它品类的消费，要平衡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就必须有一些品类是趋低消费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要降低，这些品类大多是服装、日用品、家电、家纺、个护等品类。但价格上的趋低并不代表他们要降低生活品质，因此，既要降低单价、又要保证时尚、新潮、高品质成为资深中产的消费诉求。过去数年，相应的品类出现了明显的扩张，“双十一”的购物狂欢、便利店的速食、优衣库的平价衣物一定程度上是这种需求的产物，这也意味着传统趋优消费、身份品主导的服饰等品类已经被这些人群变更为功能主导。

第三，中国中产阶层和消费社会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快速、迅猛的流动人口。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城市化，人口可以在城市里工作，但享受公共服务存在一定的障碍，这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规模趋于稳定，截至到2016年，我国共有2.45亿流动人口，这意味着大约每6个人中，就有一个流动人口，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在刻画着城市的消费生态。流动人口有一定的购买能力，但是频繁的流动、非家庭式迁移以及较弱的长期居留意愿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在衣着、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

流动的新中产的一个副产品是单身带来的“年轻时延”。城市化和高等教育普及推后了结婚年龄和生育时间，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延后了单身时间，城市里的外地人的结婚和生育年领要低于本地人。围绕着“单身”进一步发展出了“单着”、“脱单”、“单身汪”等等口语化词汇。“单身狗”等词汇的非负面化显示着这个现象正在从“临时”走向“永久”“半永久”，从“边缘”走向“主流”。

从消费角度来看，单身人群的消费更多元、时尚、活跃、复杂多变，“年轻时延”让社会年轻活跃时段的总量大幅跃升，推动了新消费品类的扩张，10元每单的名创优品和无印良品的五品套餐、摩拜单车与东京米三收集，大量的新型互联网服务为单身而生、因单身而兴，美团外卖、大众点评、邻趣跑腿、格瓦拉票务、58到家清洁、e袋洗洗衣、民宿短租等等，更强有力的例子当属美图秀秀、直播和陌生交友，背后的需求都与单身相关。片面的说，城市里的商业区域是否活跃、业态是否丰富，完全看能否吸引到这个人群，上海等城市的部分传统中心地段衰退，与此密切相关，一个城市是否有生命力也取决于这个人群的多寡。

我们面临的时代与未来

在此看来，每个家庭的消费都会同时发生消费升级与降级，所谓升级指的是从生存、功能性需求向品质性需求的转变，所谓降级的说法并不准确，而应该用趋低，指的是家庭不再通过这个品类彰显身份、赋予情感，就像电视只是用来看电视，而不在像以前“三大件”时代那样决定家庭的社会地位，值得一家人花掉一年的收入。

中国中产阶层并不富有的特征，也产生了不少中国特色，消费者在衣服、耐用消费品等品类会接受租赁的方式，满足使用需求，让他们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获得心仪产品的体验机会（例如价格不菲的相机镜头、时尚衣饰等）。

目前尽管中国的GDP增速持续走低，但大多数中产阶层仍然认为社会流动是畅通的，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在2017年与2018年两年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人认为十年以后，他们的阶层会上升。消费上，他们自然会总体呈现消费升级、趋优消费的趋势，哪怕因此而提高家庭的负债率。

作为曾经的追赶型国家，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值得中国借鉴。二战后出生的三浦展在《第四消费社会》中将最近一百多年的日本消费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二战后到石油危机期间是第二消费社会，人口规模持续扩张，中产阶级规模壮大，“大量消费”、“大的就是好的”等消费观念盛行；石油危机到失去的十年是第三消费社会，处于日本经济的成熟阶段，人口规模趋于稳定，个性化、多样化和品牌化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2005年到未来的2035年是第四消费社会，处于日本经济的衰退阶段，人口数量也略有减少，共享经济、本土倾向等开始流行。对比中日两国，中国的消费社会阶段滞后于日本，但由于人口总量大、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不同，中国的城市间呈现出多个消费社会阶段交织的现象，一二线城市部分呈现出日本第四消费阶段的特征，三四线城市则处于日本第二、三消费社会的阶段。

跨国经验比较来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贸易摩擦的时代，国内的消费尤显重要。但这条路径走起来并不容易，既要保证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又要保证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以此拉动消费，这要求顺应人口迁移的趋势，充分挖掘存量劳动力的潜力，这要求充分的供应人口流入城市的建设用地供应，避免资本过早替代劳动力，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更多的农业人口市民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扩大中产阶层的规模，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消费才能延续过去二十年来的持续增长。当然，从更长的周期来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与人口老龄化让中国迟早要面临日本曾经遭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