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人之间存在种种分歧，却因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执念而团结在一起：我们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经济学家称之为经济流动性，也就是沿收入阶梯向上攀爬，比父母一辈更上一层楼的能力。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开展研究，试图了解哪些因素让向上流动成为可能，以及同样是贫困家庭出身，为什么一些地方的穷孩子比其他地方的穷孩子更有能力向上流动。
切蒂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利用经匿名化处理的人口普查和税收数据，对数百万美国人从儿童期到成年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数据显示，即使在彼此毗邻的社区，贫困儿童长大成人后的结局也会有很大差别。
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重要，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济流动的成因，而且能够让我们找到方法来为贫困儿童创造更多机会。切蒂与哈佛大学的威尔·多比(Will Dobbie)、本杰明·戈德曼(Benjamin Goldman)和Crystal Yang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索尼娅·波特(Sonya Porter)于7月25日共同发表的研究让我们离答案更近了一步。
研究人员分析了1978年至1992年期间出生的几乎所有美国人的数据，他们发现，当贫困儿童所在社区父母一辈的就业情况改善，这些儿童成年后的经济状况会更好。一些研究人员曾猜测存在这种动态，但从未系统地证实。值得注意的是，孩子日后的人生境遇并不取决于孩子自己的父母是否就业：只要孩子成长在一个父母一辈就业增加的社区，结局就会得到改善。换句话说，他们自己的父母可能失业，但如果同学的父母有工作，他们就会有更好的结局。
这种动态反向亦成立：在父母一辈就业状况恶化的地方，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儿童成年后的境遇会更差。
“如果在孩子成长的社区，你所属种族和阶层的人就业率比较高——如果这些就业率比较高，在这些社区中成长的孩子长远来看表现会更好，”切蒂说。切蒂主持设在哈佛的项目Opportunity Insights，研究如何改善向上的流动性。
这项研究还记录了美国贫困儿童命运的改变，这种改变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从消极的一面来看，向上流动的机会可能会迅速减少。
1992年出生在低收入（收入处于后25%）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孩子达到27岁时，进入较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低于1978年出生在低收入白人家庭的孩子。1992年出生的贫困白人儿童比1978年出生的贫困白人儿童结局要差一些。（虽然有些人日后会沿收入阶梯上下移动，但到27岁时，大多数人已经接近他们这辈子将继续保持的收入水平）。
不过，该研究还得出了一项比较乐观的结论，认为贫困不一定是无期徒刑，贫困儿童的前景有望得到改善。虽然贫困白人家庭子女的流动性有所下降，但对于出生在贫困黑人家庭的孩子，1992年出生的孩子比1978年出生的孩子有更大可能在经济阶梯上更上一层楼。
扭转命运
对于1978年出生的贫困白人儿童来说，美国大地上充满机遇。除了阿巴拉契亚以及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铁锈地带”等一些地区以外，总体而言，这些孩子有很大希望在收入阶梯上比父母一辈更上一层楼。
以老牌制造业城市密尔沃基所在的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县为例。在该县长大的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白人孩子到2005年，即27岁时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为34,255美元（经通货膨胀调整，使用2023年时的美元币值）。 这一收入处于第48百分位，远高于他们的父母。
对于1992年出生的贫困白人儿童，机会的版图则较为局限。虽然美国的一些地区，如上中西部地区仍有很多机会，但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有所恶化。在密尔沃基长大、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孩子到2019年年满27岁时，收入比1978年出生的一批人要低，经通货膨胀调整后为30,619美元。
这种动态出现在全国各地，导致贫困白人儿童与富裕白人儿童成年后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白人儿童到27岁时，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平均收入比父母收入处于第75百分位的同龄人低10,383美元。但对1992年出生的孩子来说，收入差距比前者扩大了27%，为13,202美元。
就1978年出生的儿童而言，虽然贫困白人儿童拥有较好的环境，但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为贫困黑人儿童提供改善处境的机会。
密歇根州的肯特县位于密尔沃基正东方向，距密尔沃基100多英里，另一个老牌制造业城市——大急流城就坐落在该县。在肯特县长大的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黑人儿童到27岁时，平均家庭收入为17,029美元。这使他们的收入处于第28百分位，与父母一辈基本在同一档。
不过，在肯特县长大的1992年出生的贫困黑人儿童表现较好。平均而言，1992年出生群组中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黑人儿童到27岁时，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为23,547美元，比1978年出生的群组高38%。
在肯特县长大的贫困黑人儿童成年后的收入还是低于贫困白人儿童，但差距显著缩小。这种差距的缩小是全国性现象：1978年出生、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黑人儿童到27岁时的收入比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白人儿童低12,994美元。但对于1992年出生、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黑人儿童来说，这种收入差距缩小了27%，仅为9,521美元。
贫困白人儿童相较于贫困黑人儿童的另一个变化是父母的相对就业比例。
以密尔沃基县为例，低收入白人儿童父母的就业比例从1978年生儿童的69.1%降至1992年生儿童的55.6%——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就业率下降的原因可能是，该县在这些年中失去了逾三分之一的制造业岗位。生于1992年、父母收入处于第25百分位的儿童日后收入平均达到了第44百分位，比1978年出生的儿童低4个百分点。
美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这种父母就业率下降、孩子结局恶化的态势。在贫困白人父母的就业率急剧下降的县，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县，贫困白人儿童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也有所下降。而对于在田纳西州萨姆纳县等父母就业状况较好的县长大的贫困白人儿童，流动性的恶化程度往往没有那么大。
与此同时，在肯特县，1992年生贫困黑人儿童父母的就业率与1978年生儿童父母的就业率基本持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肯特的就业趋势有所改善，当地的就业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密尔沃基等地。但肯特县的情况与全国各地的总体态势相似，即贫困黑人儿童父母的就业率降幅比贫困白人的就业率降幅低，或者就业率有所增长。新的研究发现，与贫困白人的情况一样，社区中父母一辈就业率的变化与儿童结局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关联。
在一些地方，如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贫困黑人儿童结局的改善与白人儿童结局的恶化同时发生。这反映了机会的变化如何在社区层面发生，白人儿童受到同龄白人群体的影响，黑人儿童则受到同龄黑人群体的影响。尽管如此，研究人员强调，这并不是零和游戏，不是说贫困黑人群体的流动性改善，单纯是因为贫困白人群体的流动性下降：事实上，黑人儿童的机会改善得最多的地方，也正是白人儿童表现最好的地方。
“这项研究的深远意义在于，我们开始意识到，人所成长的地方会如何改变经济流动性，”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斯蒂芬妮·德卢卡(Stefanie DeLuca)说。德卢卡是这项研究的评审，她正在开展一项田野调查，目的是探索该研究所揭示的模式。
这项新研究与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此前的工作相呼应，威尔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撰写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书籍和论文，重点关注芝加哥内城区贫困黑人居民的经历。威尔逊提出了一个假设：在贫困的家庭中成长，会影响一个人的经济前景，在人人都贫困的环境中成长，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经济前景。他还将此与就业联系起来，“居民贫困但有工作的社区与居民贫困但没有工作的社区是不同的，”威尔逊写道。
许多人现在认为，威尔逊对于穷人的洞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 Vance)在他关于美国小镇的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书中谈到少年时期阅读威尔逊著作时的感受：“我想给他写封信，告诉他，他完美地描述了我家的情况。”
新的研究表明，威尔逊的洞见适用于全国各地，不分种族，也不分城市、郊区和农村。
“就业带来的回报意义重大，”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社会学家戴维·格鲁斯基(David Grusky)说。“显而易见的是，就业为社区带来收入，但就业还会影响人们对生活前景的看法。就业会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不过，切蒂及其他研究人员提醒说，这项研究并不表明，就业是流动性的决定因素。举例来说，婚姻和死亡率的变动也与流动性趋势高度相关。
我们可以说，就业是让齿轮开始转动的原动力：其他经济学家援用威尔逊的理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会影响结婚率和死亡率，不过，这并不表明普遍情况都是如此。此外，一些较难衡量的统计数据，如犯罪（全国各地对犯罪的报告、调查和起诉方式不一致），可能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些作用难以理清。
切蒂认为，父母就业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反映社区是否蓬勃发展。这可能是因为，有工作的成年人发挥着积极的榜样作用，也可能是因为，在有更多人工作的地方，人与人的联系更紧密，亦或是因为，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共同发挥了某种作用。无论如何，在父母就业率更高的地方，贫困儿童的表现就是更好。
切蒂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现象，也就是黑人儿童的流动性在短短15年间大幅提高。因此，虽然如今的流动性似乎仍然受到历史因素的强烈影响（比如在奴隶制一度盛行的南方地区），但改变完全有可能发生。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对这些由种族、阶层和地区造成的机会差异感到担忧——你可能以为，这种差异永远无法改变，因为它是由长期因素造成的，”他说。“事实并非如此。”
因此，我们有可能制定社区层面的干预措施，帮助流动性受限地区的贫困儿童。无论就业率是否是影响机会的决定性因素，它都具有易衡量和及时的优势，能够提供早期预警信号，让我们关注哪些地方的儿童可能面临风险。
研究人员的下一步工作是，了解哪些干预措施能够最有效地帮助身处低就业率地区的贫困儿童。父母就业率低，表明社区缺乏活力。切蒂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便能让美国梦离每个人都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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